也就是说，主体性观念就是对社会主体的确证。
[55] 圣王在位，天人大和体现为人心之和。这种用法在《礼记》常见。
针对声、味、天地、政、人、阴阳、金性、和钟、心、气、德、民而言，多指两物关系，有少量指某物或个人性质或性情。[24] 郑注：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和，故百物不失。清人钱坫指出： 琴瑟之和当用龢，和羹之和当用盉。《庄子*知北游》天和将至之和似指气和（据王先谦[39]）。比如《荀子*天论》说萬物各得其和以生，似认为万物皆须和以生。
这里显然认为，之所以和为个体生命健全成长的条件或标志，是因为和符合天地之道。例如：和之而不和（〈檀弓〉）、和乐兴焉（〈乐记〉）、和正以广（〈乐记〉）、 倡和有应（〈乐记〉）、钟磬竽瑟以和之（〈乐记〉）、天下和之（〈乐记〉）、仁之和（〈儒行〉）。西方基督徒如果在敬拜上帝的同时敬拜父母，那就是崇拜偶像，是对上帝的大不敬。
更为基本的是如果地球上这么多人都达到西方人的生活水平，人类还能存在多久都很难讲。中国的这样一种价值指向更多地强调的不是说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制约对方，更多地是如何从我做起、追求我这样，你也这样从而达成整体性的和谐。具体到儒学，您最近提出，儒学近现代以来的发展过程分为外在冲击、内在转化和综合创造三个阶段，这是儒学理论由传统到现代的三个阶段，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没想到，几十年之后中国的土地问题就变得同样严重。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也完全可能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的借鉴。
但是，这恰恰缺乏同情怜悯之心，而中华文明首先强调大家之间互尽义务，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之心就是同情怜悯之心，不仅将其作为五常之一，更是作为五常之首。毛泽东和梁漱溟是同一年（1893年）出生的，但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先生的忘年交。今天我们实行的制度已经很有意思，一方面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度，同时又不完全是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可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早期启蒙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
通过理性的功利算计从而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这归根结底并非道德本身，而只是将道德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此话虽然很刻薄，但是却有其真实的一面。而如何能够既把西方现代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因素包容到中国文化中来，又能把体现中国文化自身合理性的不尽于西方的价值系统充分展示出来，这将需要更多时间、更多人的努力来完成。我们知道，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两个基本点：第一，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已经误入歧途，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业立国的，近代以来则由于盲目跟着西方跑，逐渐变成以工业立国、以城市为中心。
如果说，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形态，可能是其中尤为艰难者。郭：刚才您着重谈了儒学的综合创新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
如果以和平的道路继续再走50年，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很有可能中国的制度并不会照搬西方的，而是会更为充分地体现出与中华优秀文化精神的内在关联。首先，在成熟的中国文化精神中没有人格神的观念。
西方以个体为本位的、以维护个人权利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实际上导向以整体为本位的、以倡导互相为对方尽义务为主要伦理规范的价值指向不同。这两个逻辑是不一样的。编者按：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文化外来冲击的结果、还是本土内生的？这种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儒学将会怎样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化？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儒学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是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也有别于西方现代的。马克思·韦伯有一个很明确的提法，即现代性是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国学热所具有的历史性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第三为祖先尽孝则是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其次，由一个以农村为中心的国家逐渐变成以城市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这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我觉得，你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陆儒学复兴运动虽然很复杂，但在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整体背景下，它所具有的上述建设性意义必须加以肯定。
在早期启蒙说的视野下必然将宋明理学判定为反动的、落后，而吊诡的是，恰恰是被其判定为反动、落后的宋明理学对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之一。从更长的历史区段来看，我们今天虽然重新在GDP总量方面达到了世界级的高度，但距离中华文明的整体复兴还差很远。
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这两种模式究竟哪个好哪个不好。正像市场经济在西方成熟后会体现出诚信的要求一样，等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更为注重诚信。当然，在今天看来，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问题，很多人已经对其提出了批评。今天好多人不自觉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看我儿子（闺女）的了。
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窑洞夜谈，毛泽东把《论持久战》这一套思想给梁漱溟一讲，梁漱溟特别兴奋，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抗战中国必胜的道理讲得如此透彻。这两个承诺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就是恕道。
但是，互相制约并不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之所在，或者说并不是我们文化精神的精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整个地改变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形态。把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完全归结为是受西方的影响或者说外在冲击，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不用多说它。
现在所谓内生现代性的主张，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所体现的逻辑并非如此，它所凸显的并非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东西，其寻找的恰恰是与西方现代性完全一样的东西。马克思学说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中被称为大同学，大同就是《礼记·礼运》所讲的大同社会。我们在2012年邀请了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来北大访问，在此期间他多次询问为何今天的中国人不讲诚信。可是，有趣的是，实际上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恰恰是宋明理学。
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主席有着特殊的渊源。就这些问题，我们对当代著名儒家学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翔海教授进行了访谈，以飨读者。
杜维明先生主张反思启蒙心态，即我们肯定启蒙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仅用启蒙的心态来看待事情，似乎一旦走上西方理性主义的道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等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在文化上一定会体现出不尽同于西方的价值取向。
西方个人主义在文化精神上与中国文化之间体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差别。原因就是英国已经以热兵器为主，实际上中国也有少量的热兵器，但基本上还是处于冷兵器时代。
